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在人民大会堂同出席2013财富全球论坛和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企业家代表会见并座谈时说，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巨大需求，中国有潜力、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应如何掌握发展带来的机遇，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宏。
□解读1指标
对比世行标准得出宏观数据
京华时报：可能有些人会惊讶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这个宏观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王宏：世界银行2010年的标准是，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006-3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976-12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为12276美元或以上者。按照我国2011年人均GDP3500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折合美元约为5000-6000美元，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
京华时报：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微观标准是什么？
王宏：经反复测算、比较，我所相关课题组提出“中等收入劳动者”的概念和标准是，到2020年前，在城镇就业的工薪劳动者年收入达到6万-15万的，即可以称为“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同时不同地区可按0.8到2的地区差异系数确定本地区标准。
其中北京和上海三项指标同为最高值，即差异系数为2，“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12万元/人年，上限则是30万元/人年。海南省的三项指标则均是最低值，即差异系数是0.8，“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4.79万元/人年，上限则是11.99万元/人年。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劳动者”与“中等收入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针对劳动就业者，收入主要是指劳动报酬收入。后者针对全部社会成员，可以是劳动就业者，也可以是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未就业的职业家庭主妇等。其收入来源除劳动收入外，还可以是股票买卖获利、房屋租金等资产性收入，也可以是抚恤金、退休金等转移性收入。
□解读2特点
新型工业化概念呈现四特点
京华时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人见过13亿人口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总理特别提到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的巨大需求，具体会有什么表现？
王宏：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一过程会对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带来巨大变化。比如说，在产业结构方面，在二、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的同时，信息、能源、环保、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服务业等行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另外，我国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有四个特点。一是同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发展紧密结合，二是注重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相协调，三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四是实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
与此相适应，在就业结构方面，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继续下降，而技术工人、白领工作者比重将继续明显增加，而且职业划分更加细化。在消费结构方面，受到收入增长和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变化两方面的影响，居民在衣食住行基本生活上的支出会逐步下降，而对个人教育与发展、闲暇享受、社会交往、旅游等更高层次的消费支出会上升，而且更加注重消费品的设计和品牌等等。
国民将可以看到，工业化、城镇化给我国的三大产业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解读3规划
工薪家庭有望进入中产群体
京华时报：对于今后国民收入的增收问题，国家还有何专门规划吗？
王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工作提出的增加收入的量化指标，非常振奋人心。但这个收入倍增是要扣除物价因素的倍增；是人均、而不是人人收入倍增，是低收入群体较快增长的倍增；是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收入不公逐步改善的倍增。
京华时报：您认为现在我国中产阶级人数规模大约有多少？增加中产阶级人数有何良策？
王宏：仅就城镇范围推算，我国“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群体”总人数在6-7千万左右，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3.2亿的18%-20%左右，占城镇总人口的9%-10.3%。目前中等收入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一些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中，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可以达到30%以上。
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我建议在政策方面政府部门应该打出一套组合拳。这包括，通过政府减让税费，扩大劳动报酬增长空间；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收入分配调控功能；扩大教育支出，解决医疗、住房问题等举措。
京华时报：哪个群体会成为我国扩充中产阶层的潜在人群？
王宏：分析表明，劳动报酬水平以及工薪就业者总量与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总收入中，工薪收入占比65.2%，转移性收入占23.5%，经营净收入占10.9%左右，财产性收入1.2%。工薪收入是城镇家庭收入的主体。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工薪收入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而这些家庭正是今后最有希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解读4困惑
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京华时报：在收入分配领域“分蛋糕”时，部分存在收入差距被拉大的问题。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
王宏：在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同时，我国还要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缩小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偏废的两个目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今年2月公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在工资外收入监管、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均等化问题方面。
□解读5忧虑
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京华时报：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王宏：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动荡等问题，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
京华时报：有观点认为，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和实力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您认同这一观念吗？
王宏：部分认同。技术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但绝非全部。
我国要主动地、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原来粗放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技术驱动转变，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扩大内需转变。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基础上，鼓励新兴产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扩大在世界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另外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激发劳动要素这一第一生产力的潜能。
京华时报：中国如何更好地做到藏富于民？
王宏：这需要重视贫富差距问题，避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对投资、消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藏富于民。
同时，国家应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政府发布再分配政策，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力争扩大支出的同时更趋公平。
京华时报记者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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