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7年，银行业面临强监管施压、利差收窄以及2018年资产扩张等多重因素。在此背景下，上市银行积极发行优先股、次级债，非上市银行扎堆排队IPO，“补血”热潮已经开启。

2017年三季度以来，已经先后有建行、招商银行完成了总计人民币约875亿元优先股发行。而主动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来“补血”的做法，在四季度也呈现井喷式增长。11月份，二级资本债总计发行1148亿元，环比增长逾60%，创下年内发行新高。

另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可转债成银行“补血”新宠。截至2017年12月25日，A股上市银行中待发的可转债规模高达1765亿元。而过去十年中，仅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发行过可转债，合计850亿元。

与发金融债“小补”相比，地方银行通过冲刺IPO输血资本金“大补”也已经增至16家银行。证监会披露的最新信息显示，新一年排队银行的数量已达到16家，较去年年初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两家银行处于“预先披露更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业研究室副主任曾刚对第一财经表示，监管强化背景下，银行业合规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拼资本”，以往很多银行表内外业务扩张，通过监管套利方式，降低资本成本，所谓“轻资本”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从“拼规模”到“拼资本”

每年辞旧迎新，银行便会开启新一轮“补血”热潮。

彼时，2016年中信银行年报显示，该行资本充足率稍显不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64%，较上一年减少0.48%，已经接近监管下限。为了补充资本，中信银行发行了350亿元境内优先股，将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约1个百分点。2017年2月，该行股东大会又批准同意发行400亿元可转债，完成“输血”。

2018年大幕刚刚开始，大型商业银行纷纷提早做好准备。2017年三季度伊始，便有两家大行祭出优先股补血大招。

其中，两年前祭出优先股“补血”方案的建行于2017年9月，在境内发行不超过6亿股的优先股，募集金额不超过600亿元，并按照有关规定计入该行其他一级资本。12月底，招商银行也公告称，该行已完成非公开发行2.75亿股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75亿元。

对于银行陷入年年“补血”怪圈，某股份行首席经济学家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前市场上，银行的贷款往往比债券利率还低，再加上证券化的发行成本，这就导致了银行这类的信贷产品难以证券化，致使银行的资产规模只能不断扩张。由于银行业资产盘活的效率不高，这就倒逼银行在扩张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补充资本，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

而随着2017年金融去杠杆和资本考核趋严政策，无疑更加大了银行资本充足率合规压力。

2017年央行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统计口径，提高了MPA中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达标门槛。而根据银监会资本新规过渡期安排，到2018年底，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9.5%和8.5%。

曾刚指出，此前银行所谓的轻资本模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轻资本，通过监管套利方式，在银行表内不同科目之间，例如传统科目，同业业务科目调整，或表内外业务调整降低名义上风险资产规模，让有限资本支撑更多表内外业务量。

随着监管收紧，未来表外业务表内化是趋势，表外业务按照表内标准计提风险资产，这些都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

“原来银行拼规模，未来银行进入拼资本时代，核心资本数量，以及资本持续补充能力，包括银行盈利能力，以及多元化融资渠道，这类银行未来将迎来更好发展。”曾刚说。

不过，与2016年银行股IPO的火热场景相比，2017年的银行上市之旅可谓平淡。此前地方银行的上市也经历过发行被推迟的命运，已走上IPO的康庄大道的银行也非高枕无忧。

除了郑州银行、兰州银行、苏州银行、青岛银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江苏大丰农商行选择在深交所上市。长沙银行、徽商银行、哈尔滨银行、浙商银行、西安银行、厦门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江苏紫金农商行和厦门农商行则拟在上交所上市。

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强风险控制能力，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为成功上市创造条件。处于A股IPO排队审核状态的长沙银行，再次更新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称其增资扩股事宜已经获得监管部门批准，注册资本增至34.3亿元。

千亿银行转债待发，杀入AT1市场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7年12月25日，A股上市银行中待发的可转债规模高达1765亿元。而过去十年中，仅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发行过可转债，合计850亿元。

中信证券固收分析师余经纬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与优先股、二级资本债等工具不同，可转债转股后，可以直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余经纬表示，银行转债发行预案井喷，与再融资方式转换、转债市场加速扩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融资新规后，可转债审核和发行节奏加快，也成为了更多上市银行所青睐的资本补充手段。

2017年2月，中信银行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发行400亿元可转债。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表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发行可转债是募集资本的最佳选择，从长远看有利于提升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对本行和投资者来说的双赢的。”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目前常熟银行可转债发行方案已经获证监会核准，而吴江银行和江阴银行的转债预案也获发审委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银行的发行规模均不超过30亿元。

随着上市银行密集推出可转债发行预案，市场的需求也成为了银行转债发行放量的阻碍，例如光大银行500亿可转债发行过程中，资金面明显受到冲击。而在可转债信用申购出台后，银行可转债的发行对资金面造成的压力明显减小。

宁波银行100亿可转债发行也遇到了一定困难，由于宁波转债上市期间，转债市场面临大规模的“破发”潮，在网上申购的20.89亿元宁行转债中，有面值1.49亿元转债中签者放弃缴款，占比超过7%。

“银行做可转债和定增都会受到最新一期的每股净资产限制，是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转债类别，但是银行应该会比较青睐这种融资方式。”余经纬表示，未来银行转债在票息上可能也会补偿更多，这是转债相对于定增的优势所在，不过定增可以直接补充核心资本，而转债还要转股后银行才能实现资本补充。

除了可转债 “新宠”外，杀入AT1美元债市场也成为一些银行曲线救国之路。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中资银行2017年AT1美元债较2016年发行量翻倍，发行总额约为2016年的3倍。

AT1 债券全称为( Additional Tier 1)，即其他一级资本的资本补充工具。巴塞尔委员会对各类资本工具做了具体规定，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对应工具主要为普通股，二级资本对应二级资本债 (次级债)，而其他一级资本对应的即为优先股。在转股之前，该融资工具呈现债券特性，即 AT1 债券。

银行对这一融资工具的青睐，还来源于美元债市场上中资银行较其他银行所发AT1 债券相比，有明显的利率优势。

民生证券分析称，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多数已具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且以中国机构为主的投资者对中资银行已建立一定的了解和信任，与同级别的其他国家 AT1 债券相比，中资 AT1 发行利率明显较低。从发行金额来看，中资银行2017年发行的AT1债占全球市场的39.86%，地位显著提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对资本补充的需求逐渐提高，发行AT1债券的银行也从最初的四大行发展到A股上市的股份银行，目前不少城商行也加入发行的队列。

非保本理财回表使资本承压

伴随着强监管整肃过程中，银行资本压力变大是必然现象。同时，从2013年逐步实施新巴塞尔Ⅲ要求，每年逐步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对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越来越大。绝大多数银行以及金融机构而言都感到沉重的资本补充压力。

近日银行业协会对中国16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920位银行家进行的调查《中国银行家调查(2017)报告》显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指标持续承压，44.1%银行家认为，当前资本充足率指标对经营存在较大压力。远高于银行业其他核心指标，例如不良率(39.1%)、拨备覆盖率(34.0%)。

而此前，东方资产董事会秘书、副总裁陈建雄层在银监会例行发布会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2017上半年东方资产业绩增长情况看，净利润增长30%多，但规模增长不到10%，主要是受到资本金约束。

例如2017年底出台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与此前的银监会“三三四”检查中要求，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应当遵守限额管理、风险准备金要求、流动性管理等监管标准。

目前，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约为24万亿，其中非标资产约为5万亿，债券资产约为12万亿。如果未来非标和部分债券回表，资本金将承压。

有法365首席经济学家李虹含对第一财经表示，如果按照一半非标和2万亿信用债计，按照10%计提资本，需要消耗4500亿元资本金。非保本理财资产回表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补充形成较大压力。目前许多上市银行破净，股东增资意愿显著降低。影响了银行资本补充的意愿。

不过监管也并非一刀切。2017年7月，银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的八个条款作出修改。

其中，“优化中资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参股、收购境内法人金融机构以及募集发行债务、资本补充工具的条件”这一条备受市场关注。

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对银行的影响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有助于银行通过募集发行次级债和其他资本补充工具，及时补充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二是有助于银行通过发行金融债，发挥主动负债能力，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提升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三是有助于银行通过发行专项金融债等方式支持“三农”、小微企业以及绿色产业等金融薄弱环节的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上述政策调整是“强监管”背景下，考虑到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增大，加之近几年银行业不良率升高，银行计提拨备力度加大，消耗利润，靠盈利补充资本的能力也有所下降。

曾刚指出，从长远看，银行还需要尽快进入集约化发展模式中，不能一味通过资本补充来获得规模业务增长。资本也有昂贵的成本，银行最好能够走出资本集约化发展模式，靠自身盈利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非一味通过外援式融资扩充资本金。监管强化将引导银行从规模扩张至上转变为效益至上。

2017年12月7日，《巴塞尔协议III》修订完成，并将从2022年1月1日起逐步实施。

兴业研究鲁政委对此表示，拟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操作风险最低资本要求》（下称《要求》），将现行操作风险资本四种计算方法统一为一种，与修订前相比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是以商业系数替代营业收入作为计算基础，对银行会计报表提出更高要求;二是将监管罚款、违规交易损失等历史损失纳入计算，在强监管背景下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形成考验;三是大幅提升披露要求，明确银行需要公开操作风险年损失额及商业系数中子项目信息。

此外，考虑到各金融市场的不同特性，《要求》对不同地区监管机构在计算方法、如何纳入历史损失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权。“目前，我国及欧洲、美国等世界主要监管辖区仍然沿用2004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巴塞尔协议II》中操作风险资本计算框架。考虑到《要求》相比与原框架计算方法和披露要求变化较大，因此，很可能各国监管机构随后会调整本国监管政策要求。”兴业研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