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境医疗中介的兴起颇具戏剧性。

　　2013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国内病友购买印度抗癌药被提起诉讼，自此，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开始逐渐为国人所知。最终，陆勇案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做终，“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故事却推动了医疗旅游中介的诞生。

　　最初，这可算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印度仿制药巨大的价格洼地，以及未在国内注册的药品被视为假药的法律规定，共同催生了患者海外购药需求。小心翼翼避开法律红线的医疗旅游公司，打通了印度医疗市场，通过收取单程数万元的服务费，在鼎盛时期每年可以赚得数千万元的收入。

　　一年赚了一千万

　　杨晨是国内最早开始印度医疗旅游生意的一批人之一。

　　2013年，由美国吉利德公司开发的第一代丙肝新药索非布韦问世，将丙肝的治愈率提升至90%以上。此时，中国约1000万的丙肝患者还在受着病毒的侵扰。

　　药学专业博士出身，杨晨比别人更早看到丙肝药品在中国的价值。然而，彼时索非布韦在国内上市仍然遥遥无期，近60万的药价更把绝大多数患者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印度，由于专利强制许可的存在，吉利德的丙肝新药于2014年在印度以国际药价1%的价格上市，并与迈兰（Mylan）、兰伯西（Ranbaxy）等11家印度仿制药企达成专利转让合作。

　　陆勇案不仅没有阻止国人出境购药，反而使更多患者将治愈的希望投向印度。2015年4月，杨晨到印度考察，发现当地的药品确实便宜，当时他觉得“这件事（印度医疗旅游）肯定能成”。

　　从印度回来后，杨晨创建了康安途医疗旅游公司。初期，杨晨自己做了一个网页，介绍索非布韦和印度仿制药，并附了一些科普文章。不久后，他就开始陆续收到患者的咨询电话。“电话咨询的数量一天天增加，最多的时候每天七八个小时都在回答客户的各种问题。”杨晨回忆。

　　2015年6月12日，杨晨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这一天他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在他的带领下，南京的丙肝患者刘女士在印度花了6000多元买到了一个疗程的索非布韦，而他则赚到了一笔18000元的服务费。

　　此后，客户数量呈直线增长。“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做成了几十单生意，我和股东们的后顾之忧可以说完全解除了。”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生意最好的时候，他每个月发3个旅行团，每个团三四十人，“我们租一辆大巴车，很壮观，跟上港足球队似的。”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杨晨又陆续在北京、吉林等地设立办事处。一年以后，杨晨的公司就赚到了近1000万的净利润，并拿到了一笔1200万的融资，公司估值过亿。

　　“人工带回的方式是最安全的”

　　尽管国内大批患者存在真实需求，但中介机构想要把需求转化为一门生意，需要小心翼翼避开法律红线。

　　早年，“抗癌代购第一人”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廉价抗癌药品，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尽管后来检察机关对陆勇不予起诉，但该案件清晰地提醒着中介机构不可逾越红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依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为了不踩到法律红线，康安途等海外医疗中介只为患者搭建购药渠道，收取服务费，而药品交易直接在患者和国外医院之间进行，中介机构不经手药和药费。

　　春雨国际CEO熊娟则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为了防范法律风险，机构一般会建议丙肝患者出国购药，如果是通过远程问诊方式，通常的做法是给病人的直系亲属一份委托函，由亲属凭处方在国外买药，人工带回，而这些后续的药品买卖环节都跟中介没有关系。

　　“人工带回的方式是最安全和最合规的。”熊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目前的海关规定，患者凭处方，可以携带合理数量的自用药过关。

　　小心翼翼地不触碰法律红线外，仍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困扰中介机构。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病人出国买药一般会“照着极限买”，但当出现耐药、换药等情况时，药品却不能在国内进行二次销售。

　　“一次，一个丙肝患者买了两个疗程的药，结果吃了一个疗程就好了，剩下一个疗程的药死活要退给我们。”杨晨感到困扰，收了病人的药，可能涉嫌违法，不收，又要面临病人的各种“威胁”。无奈之下，他只好自掏腰包和病人“私了”。

　　打通印度医院

　　海外医疗旅游中介，一方面要获得国内客源，另一方面要与国外医院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前者不易，后者同样曲折。

　　杨晨表示，起初考察时，印度医院从来没有收治过中国病人，而促使印度医院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动力，主要是通过后者为其导入客户。

　　渐渐地，杨晨与印度阿波罗医院、Max医院等高端私立医院达成合作。但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印度医院非常有动力对中国病人进行打包收费，安排中国病人做各种各样的化验、体检，每人收费几万元。”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国患者的目的往往很明确，就是买药，患者和医院利益存在明显的冲突。

　　杨晨不得不试着绕过医院，直接与印度医生合作。他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起初，通过一些“绿色通道”，与中介机构有合作的印度医生可以在某一时间段内只服务中国患者。

　　随着海外医疗旅游的发展，从前较为灰色的服务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事实上，许多海外医院已经开设国际门诊部，以印度富通医院（Fortis）为例，该医院针对国际病人可以提供医疗、旅游、翻译、住宿、信用卡等一系列服务。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医疗旅游公司与国外医院通过合同形式进行合作，在年度框架下，印度医院按人头收取诊费和必要的检查费，而中介机构则对患者收取服务费。

　　中国患者赴印医疗旅游的目的地相对集中。以丙肝为例，中介机构提供的医院集中在印度富通医院（Fortis）、阿波罗医院（Apollo）、阿特米斯医院（Artemis）等私立医院。对此，熊娟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印度私立医院较为发达，且国际部更为开放，而中国客人往往不太接受小型私立医院，因此合作医院相对集中。

　　几年间成百家机构倒下

　　面对巨大的市场蛋糕，越来越多竞争者争相入局。然而，自医疗旅游兴起，无数家机构悄无声息地兴起，又悄无声息地衰落，真正能存活下来的，也都在寻找新出路。

　　杨晨回忆，公司成立半年后，他发现市场上类似的公司多了起来。由于服务模式类似，获客途径相同，各家的竞争优势并不十分明显。价格战成为吸引患者的主要方式。“你5000元我4000元，我4000元你3500元，没办法。”

　　第一财经记者查询海外医疗旅游网站发现，以丙肝为例，目前海外医疗旅游主要提供远程医疗和赴印医疗两种服务，其中，远程医疗费用低至4800元左右，最高在1万元；而赴印医疗的费用则在3万元左右，包括往返机票、食宿、全程翻译、预约专家问诊、诊后随访及短途旅游等服务。

　　随着丙肝市场天花板的到来，杨晨公司业务也再不复起初那样红火。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公司每个月只能发一到两个医疗旅游团，每个团基本只有3~5个人。

　　同样的情况不止一家，熊娟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丙肝病人跨境医疗的数量正在衰竭。“肝病跨境医疗真正爆发的年份是2015年，顶峰在2016年。”与康安途情况类似，2016年，春雨国际每个月会送60~100个丙肝患者到印度，而现在，丙肝已经不是主要业务了。

　　熊娟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跨境医疗旅游业务存在波段，如果仅限于单品类产品，天花板很低。“丙肝在2015~2016年出现了2年的爆发期，在这个周期里面，确实很多人赚到了钱，但现在这个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事实上，随着中国跨境医疗旅游行业的发展，中介公司早已摆脱了以单一病种为主的模式，将业务拓展到了癌症、生殖辅助、体检等多个领域。并且，伴随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美国、德国、日本等地成为医疗旅游的新目的地。美国斯坦福研究机构调研显示，全球医疗旅游收入预计在2017年达到6785亿元，而中国将成为世界医疗旅游的主要客源国。

　　熊娟认为，跨境医疗是个需要打磨的慢生意。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跨境医疗市场总体呈现低频性。“中国单病种病人到美国看病的总数在3000人左右，在国外做试管婴儿的总体不到2万人，去日本体检的也在小几万人，如果仅限于单品类，天花板是很低的。”

　当前，价格不透明、专业能力不足仍然制约着医疗旅游中介发展，在熊娟看来，中介机构必须要通过加强专业属性来提升获客能力。

　　杨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医疗旅游中介传统的获客方式主要是互联网推广和熟人介绍，为了提升竞争力，必须开发一些其他机构做不到的功能。为此，他和团队用两年时间开发整理了包含全球38个国家近百万种药品价格的数据库，同时把这些国家的标准临床指南通过图文形式讲述给患者，一方面推动价格的透明化，一方面帮助患者更好地进行医疗决策。

　　另外，针对目前医疗旅游费用较高问题，熊娟认为，远程医疗将成为一种解决思路。“运用远程技术，可以把患者和海外医院的距离进一步缩短，降低费用，普适更多人。”

　　“几年间，成百家机构起来，成百家机构倒下，这几万人的蛋糕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去抢占的。”熊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