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县域”一词共出现11次，其中明确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县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城乡经济循环畅通，关键就在发展高质量的县域经济。在全国数以千计的县级行政区划中， 谁撑起了县域经济金字塔的“塔尖”？

近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新增5个“千亿县”，总数达到38个，GDP总量达5.7万亿元，以不到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0.47%，贡献了全国5.66%的GDP。

38个“千亿县”，分布在全国哪些省份？谁实力最强？谁升得最快？在这些县域“尖子生”内部，又上演着怎样的竞争与分化？

“千亿俱乐部”持续扩容

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比上年增长2.0%。

国民经济整体跃升的同时，头部县域亦表现亮眼。

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新增5个县域GDP超过千亿元大关，晋级“千亿县”行列，分别为沭阳县(江苏)、迁安市(河北)、靖江市(江苏)、桐乡市(浙江)、邳州市(江苏)。

其中，江苏新增3个，河北和浙江各新增1个，全国“千亿县”总数由33个扩容至38个。

整体来看，38个“千亿县”分布于全国9省，分别为江苏16个、浙江9个、福建4个、湖南3个、山东2个、贵州1个、河北1个、江西1个、陕西1个。

就区域分布看，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孕育“千亿县”的沃土。如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承恩所言，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头部区。

报告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包揽了全国大多数“千亿县”，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宁波、嘉兴、绍兴、金华、台州等长三角城市拥有“千亿县”25个，占全国总数近七成。

而从2018~2020年“千亿县”新增来源看，除了2020年河北新增1个“千亿县”外，其他10个“千亿县”均来自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其中，江苏2019年、2020年分别新增3个，浙江2019年新增2个、2020年新增1个。

此外，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等快速发展，各自培育出3个“千亿县”，成为聚集头部经济强县的都市圈代表。

在经济实力方面，报告显示，2020年38个“千亿县”GDP总量为5.7万亿元，以不到0.47%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5.66%的GDP。

同时，“千亿县”GDP同比2019年增长2357.2亿元，同比增长率4.1%，比2020年全国2.3%的GDP增长率高出1.8%，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38个“千亿县”内部，也呈明显的梯队分布。其中，昆山、江阴2个头部强县GDP已经超过4000亿元，张家港、晋江、常熟、慈溪4个县市GDP处在2000亿元级别，其余32个县则都在1000~2000亿元之间。

“学霸”的危机意识

论县域经济哪家强？“苏大强”无疑是最大赢家。

根据《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江苏共有25个县上榜百强县，5个县位居榜单前十，其中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4地均来自“最强地级市”苏州。

2020年，随着沭阳、靖江、邳州GDP突破千亿，江苏的“千亿县”数量增至16个，占据全国四成，也是数量最多的省份。

全国县域GDP前三甲——昆山、江阴、张家港，也全部来自江苏，苏南更是独占前十中的5席。

无论从“千亿县”绝对数量，还是入围成员的相对位次看，江苏作为县域经济最强省的地位也都毋庸置疑，且领先优势还在扩大。

然而，在这个县域经济强省内部，那些常年稳坐第一方阵的“学霸”们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始终保持着“慢进则退”的危机意识，兄弟城市之间“你追我赶”更是成为常态。

以昆山和江阴为例。尽管二者以甩开第三名张家港超千亿元的优势牢牢占据全国“千亿县”第一梯队，梯队内部的竞争却相当激烈。

已连续16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首位的昆山，早在多年前就完成了“以县超省”的神话。

2018年，昆山GDP3875亿元，超过宁夏的3705亿元；人均GDP3.48万美元，高于韩国、接近日本。同年，江阴以3806亿元GDP，落后昆山69亿元。

到了2019年，二者双双跨越4000亿门槛，GDP差距缩小到仅44亿元；2020年，差距再次扩大到100多亿元。

可以说，在这场高手较量中，只要昆山“打个盹”，江阴就可能超上来，夺走强县“一哥”的宝座。

“扪心自问，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我们有没有融入大发展的自觉？在区位、载体、政策优势叠加的最佳时期，有没有怕一手好牌被打烂的担心？”去年11月，当地官媒“昆山发布”曾在报道中犀利发问。

去年3月底发布的《“五争五最五突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被认为为昆山未来5年转换赛道、重塑优势指明了方向与路线图。其中明确，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超5000亿元，新增上市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突破3000家，人才资源总量突破50万人等目标。

就在同月，江阴在全市科技创新和人才大会上发布《创新江阴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同样明确了高新技术企业数、人才总量等相关维度的3年行动目标。

今年以来，昆山市委书记吴新明亦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昆山要破除“县级市思维”，放在更大坐标系中谋划、推进自身发展。

今年3月，昆山召开产业科创中心建设发展大会，重磅发布“人才科创政策4.0版”，规划启动、开工建设、开园运营一批科创产业园区，下辖所有镇区几乎都有布点。

江阴市委书记许峰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江阴将更加积极地融入无锡，更加主动地参与太湖湾科创带建设，锻造江阴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不难发现，这座“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正积极转向科技创新的新赛道。

紧随其后的张家港，更是频频喊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1年超江阴，新兴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2021年超昆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23年超昆山和江阴”等口号。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领域最优秀的成员，这些“尖子生”可谓步步紧追，且都在不断地正视不足、强优补短。

谁是下一个“千亿县”

代表着县域经济新晋力量的后半梯队成员，以及有望跻身“千亿俱乐部”的后备选手，同样值得关注。

从整体排名与区域布局关联度来看，经济实力靠前的强县大多诞生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强县排名则相对靠后。以2020年为例，东部百强县达到68个，中部、西部、东北分别入围21个、8个、3个。

赛迪顾问研究报告显示，尽管地域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但局面正在好转——百强县逐步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东部地区入榜数逐步下降，中部地区入榜数上升明显，东北地区入榜数稳中有进，西部地区入榜数则保持平稳。

就中部而言，近三年百强县席位显著增多，特别是湖北、安徽、河南3省增势明显。

而在“千亿县”榜单中，湖南则是当之无愧的中西部领跑者。2020年，中西部地区的6个“千亿县”中，就有3个来自湖南——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贵州、江西、陕西各有1县入围。其中，长沙县、浏阳市更是榜单前十中仅有的2个非东部县，GDP分别居全国第8、第9。

从名次变化来看，来自中西部的“湖南东大门”浏阳市、“茅台故乡”仁怀市等有明显进步。相比2019年，浏阳从榜单第11位跻身前十至第9位，仁怀则从第15位升至第12位。

同时，在“千亿县”后半梯队的激烈角逐中，一些东部县域名次出现下滑。其中，余姚从2019年第19位跌至第23位，海宁、靖江、桐乡、邳州排名均下降2位。

在此之后，新一轮竞争已蓄势待发。

报告分析认为，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份县域经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有望培育出更多“千亿县”。其中，山东荣成市、邹城市，河南禹州市、巩义市，安徽肥西县等被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冲刺“千亿县”的可能性较高。

这些“后备军”中，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千亿县”？

2020年，山东荣成GDP943.2亿元，距离千亿大关仅50多亿元差距。安徽肥西虽然GDP距离千亿尚有130亿元差距，但5.7%的增速也十分可观。

结合各地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荣成和肥西两地依然更具领先优势——2021年一季度，荣成GDP213.45亿元，增长15.2%，总量居威海各区(市)第一；肥西GDP224.2亿元，增速高达29.5%，总量和增速均居合肥5县(市)首位。

此前有观点指出，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差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依托城市群发展县域经济非常重要。脱离了城市群，没有资源的县(市)发展将会非常艰难。

大趋势之下，守擂赛才刚刚开始。